俞晓群《数与数术札记》序
我和晓群兄的交往，已经有十多年了。
我们的交往开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。那时晓群编辑《国学丛书》，邀请国内有实力和潜质的中青年学者撰写，丛书问世之后，深为学界瞩目，旋即获中国
回忆起和晓群兄的交往，不免想起晓群兄曾说过我的一件轶事，我实有“冤枉”之处，要先借此辩白一番。
先是晓群兄在《中国图书商报》上写“人书情未了”专栏，后来他将专栏文章结集，书名就叫《人书情未了》。他的专栏我很喜欢，每期都看，他知道后，就题赠我一册《人书情未了》。其中有一篇“我记得，这三篇文章或书”，说他回首多年的编辑工作，有令他印象最深刻的三篇文章或书，第一就是拙作《天学真原》，他说此后他自己的著述如《数术探秘》、《古数钩沉》等，都深受拙作影响，如此推许，诚令我感愧无已。不料晓群兄笔锋一转，接着写道：“记得一次开会，见到江晓原。我说，《天学真原》对我影响很大。他不无得意地说，很多青年学者都这样说。其实他仅长我一岁！”
看来晓群兄以为我将他也看成“青年学者”了，这就是我的“冤枉”之处也――我当时的意思，其实并未将他包括在“青年学者”之列。因为我清楚地记得，当人们第一次给我介绍晓群兄时，他给我的印象是颇为严肃的、甚至是有点不苟言笑的中年人。事实上，我曾经以为他比我年长。此后我和晓群兄的交往，一直是在相互欣赏的过程中进行的。虽然因为我们都俗务缠身，越来越忙，平时很少见面，只是偶尔有电话或电子邮件的联系，但我们都会留意到对方在干些什么。
１９９４年，晓群兄《数术探秘――数在中国古代的神秘意义》在三联书店出版，这是他颇为用力的一部重要著作。他在繁忙的编辑工作和管理工作之余，一直坚持读书、思考和写作，这使得他在中国众多的出版人中显得与众不同。
我在出版界有许多老朋友，都是一些非常优秀的出版人。优秀的出版人通常都具有很好的鉴赏能力，以及与学者对话的能力。晓群兄的鉴赏能力自不用说，从他组织、策划了那么多好书，就可想而知了。而能够组织、策划成功那么多的好书，没有良好的与学者对话的能力是无法想象的。但是晓群兄似乎不止于此，他还有更多的追求――学术追求。
这种追求，晓群兄将它描述成“一股血气的喷涌”，“一个在众多专家围困下的小编辑试图证明点什么的学术冲动”。这两句话，仔细品味，对于一个出版人来说似乎是有点突兀的――为什么要“血气喷涌”呢？为什么会有被“围困”的感觉呢？我的理解，是因为晓群兄一直有着他自己的学术之梦。
也许，许多今日的出版人都曾经有过自己的学术之梦，但是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”，正如晓群兄所说：“编书的乐趣逐渐吞噬了我的身心，……我几乎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出版上，或者荒废在许多无聊的事务中。”然而，那么多年来，晓群兄却始终不忘记他的学术之梦，始终在他选定的数术之学这一领域内耕耘着（尽管他自谦为“学术票友”）。在我的众多出版人朋友中，晓群兄恐怕是追求学术之梦最为执着的，也是成果最为丰硕的。他的《数术探秘》《古数钩沉》等多种著述，《数术探秘》已经出版的韩文版，当然还包括本书，都可以证明这一点。在这一点上，以我之孤陋寡闻，以为晓群兄或许已可步武前辈如钟叔河者矣。
晓群兄是爱书之人。二十年来，他编书、著书、藏书、读书、评书（比如他在《读书》杂志上发表过拙作《天学真原》的书评），皆有丰硕而不同凡响的成果。
即以编书言之，当年《国学丛书》，不过发轫之始，此后迭有重大项目问世，如《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》《傅雷全集》《牛津精选》《新世纪万有文库》《书趣文丛》等等，指不胜屈。其中《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》我感触尤深，此书卷帙浩繁，凡１０巨册，为科学史方面重要史料，晓群兄主持出版此书，科学史界咸称颂之，以为功德无量。此书晓群兄曾赐赠我一套，后来沈昌文先生又慨然赐赠一套，我乃一置寒斋，一置科学史系办公室，至今本系博士、硕士研究生频繁借阅不绝，晓群兄及沈公之嘉惠后学，诚令人感念无已！
关于晓群兄编书方面的重大成果，还有一样不可不多说几句，即著名的《万象》杂志。《万象》创刊于１９９８年，至今已经出版７年，成为国内独树一帜的文化杂志。近见报刊报导，谓沈昌文先生对记者言，他如今关注《万象》胜于关注《读书》，足见《万象》这些年来所获成就。《万象》原是旧上海的文化杂志，久负盛名，新的《万象》在很大程度上秉持了昔日的风格、旨趣，她是一本非常“上海”的杂志，但令人惊奇的是，她竟是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在沈阳出版的！此一明显的反差，足证晓群兄眼界之宽阔、趣味之多元；而《万象》的成功，又足证晓群兄眼光之过人。
关于晓群兄的藏书、读书，姑以一件轶事窥其一斑。记得去年我在哈尔滨参加国际会议，回程道出沈阳，往访晓群。他领我参观他的藏书，但见群书满架，观之不尽，晓群兄方指点议论中，电话响起，晓群往桌前接听，身形隐入其办公桌上书丛，我忽然想起了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徽标――脉望。“脉望”的出典，想来这里不必饶舌了――愿意读本书的读者，十九已经知道。简捷言之，脉望者，书虫也。那时我望见晓群兄隐入书丛后面接听电话，忽起联想，觉得晓群兄者，就是一已食“神仙”字样之脉望也！这番联想，虽然有点搞笑色彩，但确实毫无对晓群兄取笑之意――因为我自己也是书虫，怎会取笑同类？只因“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”也。
晓群兄好读书，勤而弗懈，锲而不舍，有所得，有所感，辄发为文字。对于他的这份执着及勤奋，我常感自愧弗如。今者晓群兄又一力作《数与数术札记》付梓在即，我有幸先睹为快。研读之下，感到本书之学术路径，或许可得而言。
上篇“读经纪数略”，是晓群兄研读十三经时的札记。此种札记之法，远者可上溯到宋代学人，稍近也能依稀想见顾炎武《日知录》的身影。然而札记之法虽同，记何内容，如何记法，则因人而异矣。晓群兄原是学数学出身，又多年博览群书，则其读经之际，所见所想自有其别具手眼处。
下篇“数的分析与思考”，则是晓群兄以其多年对数术之学的研究为基础，对中国传统中的这一神秘文化现象所作的深入分析。但晓群兄的论述又不局限于中国古代典籍，而是出入于中国与西方、古代与现代，真可谓神游万里，思接千年。作者议论之中，迭呈新见；读者披阅之际，时有会心。
本书付梓之前，晓群兄征序于我。我虽对数术之学并无深入研究，但窃思若能略述与晓群兄交谊由来，以及我所感知的他的学术之梦，对于读者领略本书风貌，了解本书价值，或许也不无些微帮助？因此不揣冒昧，为短序如上。同时，这也是此一脉望对彼一脉望一番殷殷之意也。
（《数与数术札记》，俞晓群著，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）
《１２宫与２８宿―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》新版后记
这本初版到现在，转眼之间，已经十年了。
在写这本书之前，我刚刚完成了一本专门分析研究中国古代星占学的《星占学与传统文化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１９９２年１０月第１版）。在那本小书中，我对中国古代星占学的基本文献作了类型分析，包括天象、占辞、占例等等，并分析了星占学在古代政治运作中的角色和功能。十几年来，倒也未见相同类型的作品问世――谈论中国古代星占学的书当然有，但未见像拙作中那样做的，所以那本小书最近也出了新版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２００４年１０月新版）。
谈中国古代星占学的《星占学与传统文化》出版之后不久，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就建议我写一本谈世界各国星占学的书。我那时还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，工作压力不大，所以对那个建议也跃跃欲试，就真的动手写起来。
本书初稿中原来并没有“中国篇”，但是后来出版社希望我增加这一部分，以便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，我感到也有道理，就同意了。这样与初版时的书名《历史上的星占学》也是符合的。
许多人将星占学看成“封建迷信”的方术之类的东西，其实在古代世界，星占学是历史最悠久的精密学科――因为它需要知道某些天体（至少是日、月和五大行星）在任意时刻的准确位置，而这就需要观测、计算，需要天文仪器，需要球面天文学、几何学和若干其它数学工具。所以从功能和性质上来说，星占学当然不是科学；但是从它所使用的工具来说，星占学却是最早就“科学化”了的学问。
正因为如此，在古代世界，星占学与天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难分难解，如此水乳交融，以至于这部《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》几乎可以说就是一部“天文学外史”。事实上，天文学就是喝着星占学的乳汁长大的。
到近代科学诞生之日，天文学当然与星占学分道扬镳了――开普勒也许可以算作分道扬镳前夜的最后一个标志性人物。今天，星占学已经被认为是一种伪科学。但是，星占学与别的伪科学相比，它在今天却仍然能够得到不少天文学史专家、甚至天文学家的关注，这又是什么原因呢？
这是因为，星占学史料是一笔珍贵的遗产。
姑以中国古代的情形为例。
关于中国古代的天学遗产，学者们最先想到的，往往是丰富的天象记录――收录在《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》一书中的天象记录，共一万多条。这是天学遗产中最富科学价值的部分。古人虽是出于星占学的目的而记录了这些天象，但是它们在今天却可以为现代天文学所利用。由于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天体，而天体的演变在时间上通常都是大尺度的，千万年只如一瞬。因此古代的记录，即使科学性、准确性差一点，也仍然弥足珍贵。
但我们还可以尝试从另一种思路来看待中国天学遗产。办法是将这些遗产分为三类：
第一类：可以用来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。这方面的遗产主要就是古代的天象记录，所能获得的成果有：超新星遗迹证认、解决“天狼星颜色问题”等，以及利用古代交食、月掩星之类的记录，来研究地球自转的变化问题――不过与上面两个带有可遇不可求色彩的古为今用的案例相比，后面这些工作没有那种可遇不可求的色彩，当然也出不了像《古新星新表》那样精彩的成果。总的来说，这已经成为一个研究方向，即利用古代天象记录为现代天文学服务。
第二类：可以用来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。古人出于星占学目的而在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刻记录了许多天象，这些天象有可能被用来确定那些历史事件的准确年代和时刻。参见本书导论最后一节。
第三类：可以用来了解古代社会。通过对星占学史料的社会学分析，可以让我们知道古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世界的。中国古代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天文学，有的只是“天学”――这不是一种自然科学，不是“身外之物”，而是深深进入古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。一次日食、一次金星或木星的特殊位置、更不要说一次彗星出现了，所有这些天象，在古人看来都不是科学问题（他们也没听说过这个字眼），而是一个哲学问题，一个神学问题，或是一个政治问题――“政治”这个字眼至少古代中国人是听说过的。
这样的分类，基本上可以将中国天学的遗产一网打尽。
本书１９９５年初版后，曾被贝塔斯曼书友社购买版权重印过两次，内容一仍其旧。这次新版，我对文字内容作了一些补充和修订，而插图则从原版的３６幅扩大了３倍以上。
这里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博士研究生吴燕小姐和穆蕴秋小姐，她们以一片兰心蕙质，为本书新版重新配了插图――我的意思是说，在这些图的选择和安排中，反映了她们的灵气和趣味。特别是吴燕小姐，这些插图的说明文字初稿也出自其手。吴燕曾经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编辑（她到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来读研究生，成为她两位前上司的大遗憾事），又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写手，在协助我工作时，她一再证明了这两点。
（《１２宫与２８宿――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》，江晓原著，即将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）
